中国近代地质学家群体研究＋
张九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摘 要：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近代科学机构之一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规模最大的地质学机构和，为现代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在20世纪中期地质学领域的学者约有300多人，其中半数以上的学者曾经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过。文章依据大量资料整理出了《地质调查所人名录》，并在此基础之上研究了该机构的人才来源、人才结构、科学家的社会分层及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地质学家 科学家群体 科研机构
对科学家群体的分析与研究，是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对科学家的研究多集中于研究科学界的精英人物。科学精英在近现代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同时对不同层次的科学家组成的群体的分析与研究，也是理解科学发展机制的重要方面。但是要对整个科学家群体进行研究，在资料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了解那些默默无闻的学者们的工作和成就。这就对科学家群体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中央地质调查所（简称地质调查所）为科学家群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成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地质学机构。它对中国地质学乃至科学的意义，是它留给人们很多值得思考、值得分析研究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科学的形成条件、发展机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地质调查所的学者们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地质事业做出了贡献，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论著；而且其中的许多人还十分重视对当时中国地质学界的分析、评价与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十分重视地质学史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性、纪念性的文章和专著。还有一些地质学者在晚年开始研究中国地质学史，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文章。这些工作报告、纪念文章、回忆录和研究性的珍贵资料，为后人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地质调查所还留下了近千卷的档案资料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而为我们从事科学家群体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同时目前还有几十位曾经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学者健在，通过对他们的采访，也可以弥补一些资料上的欠缺。笔者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制了200多人的《地质调查所人名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列出统计和分析结果，而无法将《人名录》全部登出。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收集整理，我们可以对地质调查所、甚至当时中国地质学界的科学家群体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因此，我们以曾经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为案例，探讨中国近代地质学家群体的形成过程、结构和特点，从中也可以窥见到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之一斑。
一、地质调查所及其学者的学术地位
1949年以前中国国家级的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共有三个：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当时全国从事地质工作的学者约有几百人[1]，他们分布于各地质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地质系（组）中，而其中半数以上的学者曾经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到20世纪40年代，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有100余人，是全国最大的地质研究机构。
1913年工商部地质科改名为地质调查所。由于人才的缺乏，调查所成立的头三年只有所长丁文江一个人从事地质调查工作。尽管他作了不少的调查工作，但毕竟人单力薄。而与地质调查所同时成立，也挂靠在当时工商部（1914年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的地质研究所，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正在培养着中国第一批近代地质人才。1916年地质研究所的学生毕业，其中的十余位学生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从此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地质机构才开始了它的正常运转[2]。
地质调查所从1913年成立到1950年全国地质机构改组时撤消，共存在了近40年的时间。人员从1916年的20余人发展到上百人。机构设置也从初期的地质、矿产等几个部门发展到地质调查、土壤调查、矿物岩石研究、地性探矿研究、古生物学研究、新生代研究、地震研究、燃料研究、工程地质研究等多个研究室，并且还有北京和西北两个分所、桂林和昆明两个办事处和长春工作站。
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科学机构之一，地质调查所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地学领域。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在重庆的临时所址举行了25周年纪念会。许多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参到会，并对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北平研究院副院长、物理学家李书华认为：“近来中国各科科学论文发表后曾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予以批评引用，而导其先声并为各科中之最发达者，当推地质学。假定没有地质学提倡在前，说不定中国的科学发达要迟若干年。所以地质学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的影响，意义尤为重大”。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叶企孙也认为：“地质学在二十五年间能得到圆满的结果，自有其发展的程序和理由。别种科学要想办到和地质学同样的发达，就非取法中央地质调查所过去二十五年的奋斗方法和努力不可”[3]。
地质调查所已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代表与骄傲。1930年实业家卢作孚参观地质调查所后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周，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几位学者领导一些青年到各地去搜集，在里边研究。试问国内这样做正经事的共有几处？”[4]
在地学领域内，地质调查所的学术影响更为深远。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经把地质调查所作为“中国自然地理学之发祥地”、“中国地理学的中心”[5]。甚至有学者把它称为“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研究所”[6]。
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曾说：“中央地质调查所是全国地质界的重心。各省……都有调查所，虽地域有别，而工作目标却是一样，其相互间及其与中央所之关系亦甚密切，可比作兄弟，亦可比作母子。各省所的视线都集中在中央所的身上。中央所之良窳影响到各省所，而各省所之得失亦有赖于中央所之辅助指导”4。
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的院士中，地质学领域的学者共有6名：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7]。其中的4人正在或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黄汲清曾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当时任研究室主任、杨钟健是调查所技正；翁文灏是调查所的3位开创者之一，当时在资源委员会任主任委员、矿产测勘处任处长谢家荣是进入调查所工作的首批研究人员。
中国地质学会作为整个地质学家的共同体，在1922年成立时的23名创立会员中，有19人供职于地质调查所；1949年以前地质学会的25届会长中，有18届会长在（或者曾经在）地质调查所任职。而且地质调查所在解放以前也一直是地质学会的挂靠单位。
1949年以后由于机构调整，地质调查所作为一个机构已不复存在，但它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失。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分布于全国各地质机构和科研单位中，并成为地质调查与研究和科研管理的骨干力量[8]。1949年以后曾在调查所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当中，有48人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含原学部委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次选举学部委员。在地学部的24名委员中，有12人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占总数的50%；1957年补选的3名地学部委员中，又有1名曾经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学者当选；1980年选举的学部委员中，地学部有64名学部委员，其中23人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占总数近36%；1991年选举的35名地学部的学部委员中，仍有4名委员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9]。直到1995年仍有2名曾经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学者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科学机构中较为成熟的案例之一。有声望的研究机构为科学家的学术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我们通过对地质调查所科学家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及特点。
二、人才的来源及结构
“承认在科学建制的运行中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学的社会规范公有主义的约束之下，获得承认成为科学家追求的目标”[10]，科学家需要社会的承认，而社会的承认又是多方面的。在有声望的机构任职是在科学上得到承认的标志之一。
无论从声望上还是从规模上，地质调查所在中国的地质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地质调查所汇集了当时全国地质学界半数以上的精英人才，堪称是中国地质学界高层次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当时令人，特别是中青年地质人员羡慕和向往的处所” [11]。各大学地质系的学生都把到地质调查所工作视做毕业后的第一选择。每年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员才能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例如，1946年春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举行的传统入所考试中，参加报名的学者约有20人，最后只录取了4人[12]。
除1916年第一批进入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是由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培养出来的之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于国内各高等院校。
从专业构成看，地质调查所中72%的研究人员来自于各大学的地质系。此外由于土壤、地震、地球物理、制图、矿产勘探等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地质调查所也招纳了部分毕业于高校矿业系（或采矿系）、地理系、农化系、化学系、物理系和生物系的学生。
从研究人员的学历看，以本科毕业生为主，占总数的93%。这些研究人员入所之时除部分是留学归国的人员外，多数来自于国内各高等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农业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大学等国立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等私立大学，和广东文理学院等省立学院，都有毕业生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其中以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为主，三所高校的毕业生占总数的80%以上。这三个高等学府也是当时培养地质人才的主要基地。
从地质调查所科研人员的来源看，一方面其科研人员的整体水平反映了当时中国地质学高等教育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界的一个缩影，他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地质学家群体的特征。
地质调查所的人才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代：1916~1920年调查所的科研人员基本上为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师生；1920~1929年以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为主；1930年以后各高等院校中的地质系或地学系开始向地质调查所输送人才，从而使人才的来源更为广泛，地质调查所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由于社会环境、研究条件、研究基础的不断变化，不同时期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构成与学术研究的特点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转折点，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又可以分为抗战前和抗战后两个时段。
1916年地质研究所毕业了22名学生[13]，其中有十几名学生进入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他们是：叶良辅、赵志新、徐韦曼、王竹泉、谢家荣、刘季辰、周赞衡、卢祖荫、李学清、谭锡畴、徐渊摩、朱庭祜、赵汝钧、李捷等人[14]。此外地质研究所的教师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也同时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这一时期调查所的研究人员不足20人。这些研究人员不但是地质调查所，也是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入所时中国的地质事业尚属空白，地质资料也极其缺乏。所以多数人员入所后，“几乎拿全副精神和力量，去勘察矿产，主要从事地质调查工作”[15]。
1916年毕业生刚刚入所，就对河北、湖南等地的矿山和煤田进行了地质调查。在其后2、3年的时间里，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对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展开了广泛的地质矿产调查和地质图的测绘工作。由于一切研究刚刚起步，学科分化不细，地质调查所也只在所长之下分设总务股、地质股和矿产股。地质股和矿产股都以实地调查为主要任务。
在1920年之前，这些地质学者除矿产调查和绘制地质图外，由于资料和研究条件的限制，研究性的文章或著作极少。当时的地质学出版物也很少，调查所于1919年创刊了《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地质汇报》第一号上发表的5篇文章全部为矿产调查报告。第一号的7名作者中，有五名是地质调查所的学者，而另外两名学者都是做作为第二作者与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合作完成的调查报告。在5名调查所的学者中，有3人是1916年刚从地质研究所毕业的；《地质专报》乙种第一号出版于1919年，是翁文灏撰写的《中国矿产志略》。
尽管如此，第一代地质学者在中国地质学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些学者“还是中国地质界的活跃分子”15。当时这些学者多已50岁上下，其中“通讯可考者，只十五人。其中在主持国家地质矿产研究机关者二人，经营工矿业者六人，建设厅长一人，大学教授四人，公务员二人。……此十数人，除一二人外，直接间接曾为地质调查研究而工作者，多在十年以上”[16]。
从1920年北京大学地质系的首批学生毕业开始，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力量大大加强。同时随着野外调查资料的积累和研究设备的改善，理论研究逐渐加强。调查所的机构设置也逐渐由以调查为主的地质股和矿产股扩大改编为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地性探矿研究室和古生物学研究室。
从20年代地质学出版刊物的作者队伍看，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人员组成上都有了进步。这一时期的专业刊物除《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乙种继续出版外，《地质专报》甲种于1920年正式出版；《中国古生物志》于1922年创刊，并分为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古生物志》不但在当时的国际界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以《地质汇报》的作者队伍为例，这一时期外国学者发表的论著数量增多。在中国学者中，仍以1916年地质调查所毕业的学者为主，入所的14名学者中有10名学者在《地质汇报》上多次发表文章；20年代毕业的一些学者也已崭露头角。从研究内容来看，外国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古生物学。中国学者的工作已开始由矿产调查报告转向矿区地质和地层学的研究，并有学者开始从事古生物的研究。由于1922年以后《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等相继出版，1928年在开滦、北票等煤矿公司的捐助下地质调查所成立了古生物学研究室，所以在理论研究方面，20年代以对于古生物的研究最为深入。
1930年以后地质调查所的人才来源渠道明显增多，除北京大学地质系外，清华大学地质系和中央大学地质系也为调查所输送了大批人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工作。据统计，整个20年代调查所来自高校的毕业生只有22人，而且近80%的学生来自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但1930至1937年的8年中，各高等学府向地质调查所输送的人才就达到61人，他们分别来自十几个高等院校。
20世纪30年代的专业刊物除《地质汇报》、《地质专报》和《中国古生物志》外，1930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土壤专报》也随即创刊，推动了土壤学的调查与研究。这一时期各学术刊物的作者以中国学者为主，在人员结构上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不再集中于少数和早期毕业的学者。作者队伍中不但有20年代毕业的学者，而且30年代毕业的学者也发表了大量的成果。从30年代地质调查所出版的19期《地质汇报》的作者结构的分析中，也能看出30年代毕业的一些学者在工作不久即已初露锋芒。1930~1938年的19期《地质汇报》共发表论文76篇，这些论文是45位学者的地质考察研究成果。在45位学者中，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中国学者有26人，占作者队伍的一半以上。其发表的论文数量见下图（其中横坐标代表20世纪前三个10年中不同时期毕业的学者，纵坐标代表论文的数量）：
20世纪30年代《地质汇报》中地质调查所作者结构图
从抗战爆发到40年代末，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调查所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仍先后吸纳了90多位研究人员，成立了西北分所，并一度在桂林和昆明设立了办事处；抗战胜利后，调查所在北京原所的旧址恢复了北平分所，建立了长春办事处，并派研究人员赴台湾接受台湾地质调查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人员结构上，这一时期都形成了调查所的最强阵容。
在条件艰难的抗战时期，调查所不但没有裁减人员，而且规模还有所扩大[17]。由于这一时期一些省属地质调查所的先后成立，为了与省属地质调查所相区别，1941年调查所正式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不但在行政设置上处于核心地位，而且许多省属调查所的骨干成员也多来自于中央地质调查所。
由于战争的影响，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地质学的考察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40年代后期由于解放战争的影响，野外工作限于停顿，地质工作全部转为室内研究。这一时期地质调查所的人员流动更为频繁。30年代以前入所的研究人员许多已经离开了地质调查所，到高校或其他相关机构中任职。人才的来源及结构更为复杂。下文将专门以这一时期在地质调查所任职的学者为例，研究中国近代的地质学家群体。
三、科学家的社会分层研究
科学的体制化导致科学家群体的形成。而在同一个群体之中，不同的科学家得到承认的程度是不同的。造成科学家社会分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机构原因各异。找出科学家社会分层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科学的运行机制，并有利于科学体制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在同一机构中，科学家得到承认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职称的不同上。除特约研究员外，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分为技正、技士、技佐和练习员四个层次。练习员是刚进所工作尚未转正的研究人员，一般要经过两年的实习期才能升到技佐，再经过3~5年的实际工作才能升到技士。一般只有升到技士以后，才有可能单独承担任务17。本文只对技正、技士、技佐三级职称的形成条件进行分析，以研究近代科学家社会分层的原因。
科学家的年龄、学历、毕业的年代、入所的时间、成果的产出量、成果学术价值的大小，甚至像从事行政管理事务、在社会上的影响等非学术性的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影响科学家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
地质调查所对于研究人员的聘任办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资料。我对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陈梦熊院士的采访中了解到，该所未曾公布过各级职称的评定标准。一般是所长或室主任根据每位学者的成绩，主要是发表文章情况、野外调查工作等进行聘任，尤其重视论文的发表。因此这里通过主要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统计，来分析科学家分层的原因。
由于所中人员的流动性很大，为了能够客观地进行分析，这里选择20世纪40年代初期所中学者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因为40年代是地质调查所学者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而且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所中的学者已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学术梯队。
地质调查所由本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委托办理的土壤研究室和西北分所三部分组成。调查所共有职员102人，其中研究人员81人，占职员总数的近80%；另有13名特约研究员。这里主要选择了调查所本部的42名具有技正、技士和技佐等职称的研究人员，对其成果及工作情况进行分析。
公开发表的论文是科学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1949年以前在国内出版的地质期刊有108种[18]。而地质学家发表论文的途径也十分广泛，除108种专业期刊和国外的相关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外，地质学家还在《科学》、《科学月刊》、《东方杂志》、资源委员会《参考资料》、《资源委员会季刊》、《中国实业杂志》、《自然周刊》、《新经济半月刊》、《经济建设季刊》、《边政公论》、《钢铁界》、《进化》、《文史杂志》、《思想与时代》等期刊，以及《科学时报》、《大公报》、《新生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在42名学者中，目前只找到了6名学者的全部论文目录。为了使不同学者的学术成果具有可比性，这里有必要对地质学者的学术成果进行界定。
调查所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成果除发表在《汇报》或《专报》以外，大部分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和《地质论评》上。考虑到一些学者的专业性质，如研究古生物的学者其成果多发表在《古生物志》上，研究土壤的学者其成果多在相关的专业杂志上，这里除选择了《中国地质学会志》和《地质论评》外，还选择了地质调查所公开出版的主要刊物《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种）、《燃料研究专刊》、《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种）、《地球物理专刊》等杂志。
发表的成果有质量与数量两个指标。目前的统计范围，应该说已经涵盖了地质调查所和地质学会的主要出版刊物，而且这些刊物也是当时地质学界的核心刊物，是所有地质学者关注的焦点，基本上反映出了地质学家的总体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在此基础上，这里主要做了数量上的对比。统计结果见下表。
1943年以前地质调查所本部各级研究人员资料统计
职称 | 人数 | 平均年龄 | 毕业年代 | 入所年代 | 人均发表论文数 |
技正 | 15 | 39.9 | 1916~34 | 1916~37 | 15.6 |
技士 | 18 | 31.2 | 1934~40(有两位13年专科毕业) | 1932~41 | 2.7 |
技佐 | 9 | 28.2 | 1918~35(专科);40~42(本科) | 1934~43 | 0.1 |
从发表的论文数量看，地质调查所的15名技正中，发表论文在10篇以上的有9人，其中有2人发表了30多篇论文；发表论文在5篇以下的有5人。关于这5位学者的学术工作和成就我们将在后文中分析。
从学历上看，除曾世英外，地质调查所的技正均为本科毕业生。1918年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土木科的曾世英长期从事地质图的测绘、编图和绘制工作，并任调查所测绘室主任。到1943年他在地质学核心刊物上只发表了4篇文章。由于地图学理论已经超出了地质学的领域，曾世英撰写的一些地图学理论方面的论文，没有发表在地质学的核心期刊上。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43年他发表的论文有10余篇，其数量在地质调查所技正中属于较少的。但在地质调查所从事地图专业研究，其成果形式多为绘制出版的地图。如果在统计中考虑地图这种成果形式，他也是一位成果较多的学者。此外他于1932年在丁文江、翁文灏的支持下，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而编制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上海：申报馆，1934年）和在此基础上缩制而成的《中国分省新图》1~4版（上海：申报馆，1933~1934年）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很大，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地理杂志》、美国地理学会《地理评论》均发表了书评，予以很高的评价。40年代初期他组织编撰的《全国各地经纬点和高程表》虽然只是石刻油印、并未发表，但它在中国近代编制地图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
从统计结果看，研究人员的毕业时间也是决定其职称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入所工作的时间则对于职称的评定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18名技士中有两名是1913年的专科毕业生，一位45岁，一位51岁。其余多为30年代的本科毕业生。技士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技正，而且都发表在40年代以后的刊物上。在18名技士中发表过论文的学者有14人，而且在主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均在10篇以下。
9名技佐中有5名专科毕业生，4名本科生全部为40~42年毕业不久的学生。由于他们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或资格，因此发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可能性很小。
从上述统计分析可以认为影响科学家学术和社会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时间、学历和学术成果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也不是截然对立或分开的。地质学是一门经验性很强的学科，工作时间较长的学者，由于工作经验丰富、资料积累雄厚，出版的成果自然也会较多。而那些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学者，由于其学术功底较弱，必然会影响其成果的产出量。
2），由于20世纪上半叶地质学还处于奠基时期，从事开创性的工作也是获得较高学术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30年代初地质调查所为开展地震研究工作，需要一名物理学专业的学者。李善邦于1929年从东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入所工作，并于1930年创建了地震研究室和鹫峰地震台。在15名技正中，李善邦是发表成果较少的学者之一。他成为技正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对中国地震研究事业的开创性贡献。
3），社会的影响及国际知名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如前所述，曾世英得到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编制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所取得的成功。在发表论文较少的5名技正中，周宗浚是30年代初毕业、入所工作的。由于不能找到关于他的详细资料，所以无法了解他的实际工作情况。同曾世英一样，他在地质调查所主要从事测绘和制图工作，并参与了著名的《中国新地图》的制图工作。
4），在科研管理方面的贡献也可以成为一名学者获得较高学术地位的原因。高振西在1931年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了6年。在此期间，由丁文江等筹款、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在地质系建起了地质馆。高振西为地质馆的基建、内部装修、仪器设备的配置、标本采集与陈列等，做了许多具体的事物工作。1937年他到地质调查所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调查所准备前往长沙，他又负责图书的抢运工作。周赞衡为调查所的元老，他于1916年毕业后一直在调查所工作。他撰写了中国第一篇古植物学论文“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20]，并留学瑞典学习古植物学，是中国第一位古植物学家。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放弃了学术研究，全面负责调查所的管理工作，包括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图书仪器的采购、财务管理、对外联络等[21]。40年代初期他担任事务主任，并从40年代后期开始担任调查所副所长。因此，他的学术成果较少。
在科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以后，对科学家工作的承认方式和成果的评定标准已经成为影响科学研究方向、甚至学术规范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科学家的社会分层是对科学家的承认和成果评定的具体表现形式。因而这个问题一直受到现代学者们的关注。
地质调查所能够在中国近代学术界获得较高的地位并得到普遍的赞誉，与该所较为合理的用人标准和长期形成的学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对地质调查所科学家社会分层的研究可以看出，由于近现代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一种集体创造活动，它需要科学家们从多方面做出贡献。因此对科学家成就的评定标准也应是多元化的，但作为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形式的学术论著，应该作为评价科学家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
感谢：前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陈秉范、沈永和、徐铁良、乔作栻、陈梦熊、于天仁、朱显谟、何金海、程伯容、鲁如坤、王遵亲、姜国杰、熊尚元等先生对笔者的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张九辰（1964— ）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中国地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目（KJCX2—W6）“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的成果之一。
[1] 直到1949年，中国地质领域的从业人数一直缺乏较为精确的统计数字。有人认为有300人左右（朱训，《地质科学与地矿产业》，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有人认为不过200人（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50－2－46）；也有学者认为除各大学的工作人员外，最多不过120人，其中真正能够担任工作的恐怕不过40人，能够领导研究的尚不足15人（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50－2－46）。
[2] 关于地质调查所的成立时间，一直有1913年和1916年两种说法。王仰之编著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出版社，1996年）中，总结了上述的两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见第145页）；程浴淇、陈梦熊主编的《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年）序中也有说明。目前研究地质学史的学者普遍认为，两种说法一个强调机构的形成时间、一个强调机构开始正常运转的时间，都有一定的道理。
[3]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记略[J]，《地质论评》，1941年，第7期。
[4]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112
[5] 张其昀：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中心[J]，《地理学报》，1935年，第3期。
[6] 张仲梁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界概观》[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5。
[7]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M]，第一辑，1948年。
[8] 沈永和：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地位与主要贡献[J]，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26
[9]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主编：《1991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M]，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0] 顾昕：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分层[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9期。
[11] 李星学：难忘的中央地质调查所[J]，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
[12] 田本裕等：前地质调查北平分所（1945~1949）的回顾[J]，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65~66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038，卷宗号2583。
[14] 关于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入地质调查所的确切人数目前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当时“至少有13人被同年（1916年）成立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录用”（参见潘江，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生传略，《中国科技史料》，1999，20（2）：130~144）；有学者认为有14人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参见王子贤、王恒编著，《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也有学者认为“同年研究所毕业的18名毕业生全部调到调查所担任调查员”（参见陈梦熊、程裕淇，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有学者根据政府公报公布的数字考证出地质研究所有22名学生结业，其中18人获毕业证书并留在地质调查所中工作学习（参见李学通，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始末考，《中国科技史料》，2000，22（2）：139~144）。
[15] 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J]，《地质论评》，1947年，第1、2合期。
[16] 叶良辅：老师作育的成功[J]，《地质论评》，1947年，第1、2合期。
[17] 陈梦熊、程裕淇：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J]，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1~25
[18] 据长春地质学院图书馆编：《中国地质期刊介绍》[M]，长春地质学院，1965
[19] 李孝芳：我在地质调查所测绘室的日子[J]，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189
[20] 周赞衡：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J]，《地质汇报》1923，第5号下册，136~141
[21] 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68
Keywords: Geologists; the Crowd of Scientist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